台灣苦悶的歷史－我見我得（1）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2009/04/08, Wednesday
著者介紹

王育德，1924年出生於台南世家，1943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1944年因避空襲返台，任嘉義市役所庶務課職員。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兼事台灣新戲劇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其兄王育霖遇害。1949年，他深感危機四伏，乃經香港輾轉逃亡日本。1950年復學進入東京大學，1953年考上東京大學研究所，1955年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博士班，1958年起任明治大學兼任講師，1960年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積極展開台灣獨立運動。1967年獲聘明治大學專任講師。1969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升任明治大學副教授，並在多所大學兼課，專事語言教學。1975年出任「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5年9月9日因心肌梗塞去世。

王育德博士本身多才多藝，他不僅是享譽國際的台語語言學家，也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是大名鼎鼎的台灣獨立運動教父。他對台灣的疼惜，一生一世，堅定無悔，他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用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著者介紹"，《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

譯者譯序
本書的中文翻譯是譯者在1970年代留日期完成的。當時台灣尚未民主化，處於戒嚴狀態，翻譯出版這樣的一本書是絕對的禁忌。基於對王育德先生的景仰以及身為台灣人的使命感，本人義不容辭接下翻譯的工作。1979年8月，中譯本在日本東京由台灣青年社正式出版，由於各種因素的考量，並未登出譯者姓名，曾引來不少讀者的質疑，給王育德先生造成困擾。這次前衛在台灣重印本書，決定將譯者姓名及當時所寫的譯序刊出，讓本書回歸應有的面貎，或可稍慰王育德先生在天之靈。－1998年11月，黃國彥。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譯序"，《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0。

當時的1963，台灣只有14萬人，著者自序有段話。

也許令人難以相信，台灣人對台灣的歷史關心的很少，進而研究的更是寥寥無幾。

統治者唯恐台灣人關心自己的歷史，常施加有形或無形的壓力。禁忌並不限於歷史方面，有助於鼓舞台灣人自覺的事物完全不准思考，禁止發表。其間的空白補之以統治者事先預備好的一套思想體系。反對者不是死就是整肅。

台灣屬於台灣人；只有台灣人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翁；合理解決台灣問題才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我所講的只是極為單純的事實。但是這些話統治者並不中聽。統治者為了自己的方便而歪曲歷史，利用權力與財力向全世界誇大宣傳被歪曲的歷史。因此，在不知不覺之中相信這種誇大宣傳的人們很有可能反而攻撃我所說的是歪曲歷史。

台灣人在日據時代以前幾乎都處於文盲的狀態，並未留下什麼可觀的文獻和記錄。因此工作一開始就必須面對困難－從有限的資料中描繪出台灣人不見面貌的面貌，辨聞出台灣人不聞呼聲的呼聲。所幸從許多師長那裡獲得懇切的指導和建議，自己也覺得總算大致正確地－雖不中不遠矣－摸索出台灣人的足跡。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日文版序"，《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3-14。

開羅宣言，證實是一種沒有國際法，承認的新聞公報。

蔣介石在十八年前口吐「以德報怨」這句名言，將留在大陸的日本敗兵殘卒平安遣送回國，因此在部分日本人之間還受到歡迎，但是大多數人似乎對中共的「解放台灣」更覺得有吸引力。

不論「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都是以「一個中國」為前提，所以台灣的命運歸根結蒂還是掌握在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手中，最後還是會當做「中國的內政問題」解決－這個想法已成為一般的常識。

這個常識又以規定「使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歸中華民國」的開羅宣言（1943年11月27日）以及對此加以追認的波次坦宣言（1945年7月26日）為法理上的根據。

開羅宣言的決定事先未與台灣人磋商，因此台灣人不受其拘束－這是台灣人的主張。很有趣的是後來各國的學者、政治家相繼對開羅宣言表示懷疑，好不容易找到的法理上根據也發生了動搖。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風雲詭譎的台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0-11。

建立台灣國，絕對是終極的目標。

換言之，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化為烏有，建立台灣人的台灣共和國取而代之，承認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讓台灣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捨此已無解決一切的方法，而且將來自然會走上這個解決途徑。

台灣人究竟是什麼？他們有無要求獨立的資格？

一定有很多人抱這個疑問。以往人們的腦子裏並無要求獨立的台灣人的心象。最大的原因歸根結底在於台灣人的自我主張太薄弱。何以薄弱？乃因台灣人的言論自由被剝奪。

但設法陳訴心迹的台灣人並非完全沒有。僑居海外的台灣人迄已發行了內容雖然貧乏但數量很多的宣傳品，而島內的台灣人也一有機會就向外籍旅客呼訴。

例如美國的「哈潑斯雜誌」（Harpar’s Magazine）在1963年9月號刊載了記者艾伯特‧阿克塞爾班克（Albert Axelbank）的報導，標題為「蔣介石的沈默的敵人」，其中有這麼一段：「在台灣所謂『獨立』或『自治』都是忌諱的字眼。但不論屬於國民黨或反對黨派，台籍的領導人士都向我表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希望和中共以及國民政府斷絕關係，建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1960年代，我們目睹亞洲超人的獨裁者一個接著一個没落－1960年4月李承晚；1963年11月吳廷琰；1965年9月蘇卡諾；1970年3月西哈努克。超人的獨裁者喊出的口號因人而異，例如「反共」「納沙貢」（NASAKOM）「中立」等等，實際上所作所為如出一轍，高居於民眾頭上專制獨裁，私底下圖謀一族的榮華富貴，使國家民族瀕於危殆。

但是無法忍受壓迫的民眾一旦揭竿而起，獨裁者就很出人意料之外不堪一撃走向没落。

其中只有蔣介石一個人還生存於台灣。各種口號當中像蔣介石所喊的「正統中國」「反攻大陸」等口號那樣把人當傻瓜看待的無出其右。然而卻只有他還能活命。然而卻只有他還能活命，原因何在？

個中固然有其原因，不過獨裁者終究避免不了滅亡的命運。歷史以及進步的國際輿論不會讓獨裁者一直生存下去。民眾的忍耐也有限度。

因此，人們期望台灣在最近的將來會發生變化固然不錯，這是很有幫助的。什麼地方不同？

這裡進行的是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民族鬪爭。

它是一種殖民地解放運動。

它是四百年台灣史的衝刺目標。

它是使中國問題一擧解決的國際貢獻。

根據何在？這本書就是答覆。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風雲詭譎的台灣"，2000，《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2-14。

Tai-an Tai-oan 或是Taiuan ，是平埔西拉雅族的稱呼。

從使用種種假借字的事實可以知道Tai-oan原非漢語，追溯其來源實係盤踞於台江（往昔安平和台南兩地，海水深入內陸形成海灣叫做台江）西岸亦即台南附近的平埔蕃西拉雅族對外來者的稱呼－他們稱呼外來者Tai-an或Tayan。移民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於西拉雅族之前無法知曉，但可以想像是在「東蕃記」有「台員」之記載以前。

移民聽到這個稱呼，他們就這樣自以為這個地方叫做Tai-oan。正確地說就是〔taiuan〕，副元音相當強，所以荷蘭人才拼成Taioan。不曉得移民是否知道這是對自己的稱呼，他們就這樣自以為這個地方叫做Tai-oan。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7。

Formosa，則是葡萄牙對青翠美麗島的通稱。

把台灣命名為福爾摩沙的是葡萄牙人，這是無人不曉的。葡萄牙人航行海上，從船上看到青翠欲滴的台灣島，高呼“Ilha Formosa!”(ilha 相當於英語的island)。不過葡萄牙人每次發現令人驚歎的島嶼,都有歡呼“Ilha Formosa!”的習慣。如果知道這樣被命名為福爾摩沙的島嶼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有12個之多，難免覺得有些掃興。雖然如此，其中以台灣最有名，所以用福爾摩沙做台灣的註冊商標並無不妥。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8。

1500年代，台灣處於海盜與外來貿易商的交流處。

當時台灣還有屬於倭寇後代的日本人和在東方貿易舞台新露面孔的荷蘭人，三者在初期保持奇妙的關係，一面合作一面競爭。

顏思齊在翌年秋天前往諸羅（嘉義）一帶捕鹿，滿載而歸，大擺慶宴，但不久就患瘧疾而死。

繼顏思齊之後被推為首領是鄭芝龍（1604~1661年），當時他是九個城堡中的一個城堡的頭目，出生於福建南安，幼時曾在澳門受洗。

天啟三年（1623年）夏天，鄭芝龍護送舅父黃程的船貨赴日，對田川氏十七歲的閨女一見傾心，娶為妻室。翌年舊曆七月十四日生男兒福松，即後來的鄭成功（據江日昇「台灣外記」所載）。鄭芝龍旋即隨顏思齊乘船前往台灣。

他很開朗，對部下發出禁令：一、不可強暴婦女；二、不可殺傷普通良民；三、不可隨便放火；四、不可偷割稻穀。這些禁令暗示當時台灣已有攜帶眷屬的一般移民，並已進行農耕。

鄭芝龍的目標在於建立台灣海峽的制海權，博取通商貿易的鉅利。他利用和田川氏姻親關係與日本通好，並與前來台灣的荷蘭人締結通商協定，也接受明朝的招撫。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9-20。

1603年，25,000名華僑為西班牙人殺戮，有誰知?

華僑向南洋發展從宋代開始。歷代的政府都認為華僑是「不安守本分之徒」。這也是儒家的中華思想造成的結果。中國是世界上最優越的國家，外國都是夷狄之邦。中國人生於中國，能在王道樂土工作，應該感謝，卻棄之移居外國，簡直不知好歹。正因如此，中國政府未曾認真考慮過保護華僑。

例如1603年(萬曆31年)，呂宋島發生兩萬五千名華僑慘遭西班牙人殺戮的事件，福建巡撫奉政府之命向呂宋總督致送抗議書，其中略謂：流寓國外的中國人都是抛棄鄉里貪財圖利的賤民，沒有保護的必要。歐洲各國有一傳教士被殺害就不惜訴諸武力，相形之下在態度上有霄壤之別。那麼致送抗議書目的何在？只是為了維持中國的體面。（據1941年8月初版，成田節男著「增補華僑史」第十一章「支那的華僑政策」）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