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深-評馬英九對孫立人的口惠

一月二十二日馬英九總統到台中市為「孫立人將軍紀念館」揭匾，還說他懷著歉疚之心，來向一代名將致敬，惋惜他遭受蒙冤；引人注意的是，馬英九在此場合說他「希望不論是二二八、白色恐怖，都能在公平司法體制下處理。」

如果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可能過度簡化，但以目前的司法體系要去處理五、六十年前的高官或政府犯罪，談何容易？以去年二月二十六日一群二二八受難家屬對中國國民黨所做的控告（筆者忝為訴訟代理人之一）而言，七月三十日台北地方法院判決駁回，主要理由是「侵權行為人（公務員）與被告（國民黨）之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且渠等行為應屬當時政府之行為，而非執行被告之職務行為。」其實我們在訴狀已清楚指出，一九四七年事變當時尚非憲政而是訓政時期，訓政時期黨國一體、黨在國上，黨怎麼能把責任推給政府呢？

如果要解決時效消滅或是被控對象模糊等問題，實有必要學習先進國家以「特別立法」的方式克服，無奈解嚴至今台灣社會「無要無緊」，以為金錢補償即是轉型正義，放任政府的檔案開放政策牛步化，雖然已經有不少口述史揭露真相，政治氣氛以及客觀證據力都難以達到全面追究責任的地步。

回到孫立人案本身，一般都只注意到一九五五年他因「郭廷亮匪諜案」或「南部閱兵事件」而辭職下台、繼遭軟禁，事實上一九五○年蔣經國、彭孟緝已經在處置他了。孫案關係人大都認為，事件的起因是蔣經國與孫立人的衝突，那一年蔣經國開始改組情治單位、積極建立軍中政戰體系，與孫立人主張「軍隊國家化」理念不合，於是「蔣經國先生對付孫的辦法是先砍樹枝，再砍樹幹，最後是掘樹根。」（參見中研院近史所出版《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對此，蔣介石的日記只能看到蛛絲馬跡，例如一九五○年五月十二日：「立人行態之糾正與規戒；朝課後與經國談孫拒政治部人員事。」又如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日記：「昨夜匪諜新案…孫立人總部軍法處長及裝甲旅辦公室主任等，將最近舟山海島撤退以後台灣軍事新部署全部供於共探，幸未發出，可謂危極矣！」

從日記上看來，蔣介石對於這個「匪諜案」是信以為真的，如今則可以確定它是被炮製的冤案。包括一九五○年孫立人的英文秘書黃正和女生大隊少校黃玨，從一九五○年三月皆被捕監禁十年；孫立人的老部屬李鴻將軍等四人也是被他連累，在一九五○年遭到囚禁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判決無期徒刑，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以後減刑為二十五年，也就是這一年得到釋放。一九八八年李鴻八十五歲在屏東醫院辭世，孫立人擔任治喪委員會主委，這位老長官給的輓聯竟有這樣的字句：「六十年親似弟兄，喜訓善戰…奈豎子預定陰謀，削我股肱，構陷詔獄！」顯然矛頭指向蔣經國。

一月十三日馬英九才剛去頭寮謁蔣經國的陵，而且還「進入寢前長思」，幾天之後又給孫立人這樣的口惠，不知有啥意義？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