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共性的缺乏 看服貿協議的抗爭

轉載:自由時報

由出版界集合印刷、發行與零售等上中下游產業帶頭發起的公民參與行動開步走了！這群以市民為主體積極介入公共政治的匯流，在舉辦四場「兩岸服貿協議對台灣出版及閱讀生態影響」公聽會後，將在本月底由下而上向政府提出民間版的報告，以糾正政府由上而下違反民主決策的錯誤。昨天，經濟部在服貿協議逕簽二十餘天後，才在民意壓力下提出產業評估報告，則是在程序與內容上被徹底的否定，這個發展國會必須嚴肅正視。

最近，國際透明組織發布二○一三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直指台灣國民接受政府提供服務過程中行賄情形（三十六％）高於全球平均（二十八％），重創了馬政府的形象。這起爭議事件，總統府正以民調機構來自中國上海的理由企圖絕地反攻，但是從這五年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機會幾乎被政府刻意排除這個角度來看，其結果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二十年前，哈佛政治學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早就指出，公共性強的地區，公民間相對信任並守法，民眾與領導人的關係平等，社會與政治網絡趨向扁平化。反之，公共性薄弱地區，其組織趨向層級式，民眾之間信任度低，私人目的往往會取代公共目標，容易貪污腐敗。在現時的台灣，到處可以找到可資驗證的實例。

「公共性」的缺乏，不但造成特定利益團體在黑箱作業中進行政商交易的疑慮，更導致政策品質的下降。截至目前為止，僅就開放印刷業一個單項為例，所引發整個產業鏈、甚至讀者閱讀生態改變的負面預期，已如烏雲蓋頂。這些從業人士對市場的了解，從而提出意見的專業度，遠遠高於政府的表現，包括：兩岸印刷業在數量、資產規模的不對等性，中國全為國營、由出版集團統營，與台灣民營、上下游脣齒相依的顯著差異，完全被政府忽略；而服貿協議一下子打開台灣印刷、圖書發行、零售三個產業鏈，等同出版業門戶洞開。反觀中國則有書號、書刊准印證、秘密載體證的潛規則，台灣業者根本連該國大宗業務文化印刷和國家標案都碰不到，遑論涉及審查更為複雜的出版。

政府關門決策卻知識、能力貧弱，在首長的應對中直呈國人眼前。經濟部工業局認為，台灣印刷業十年來沒有新的投資案，需要新的刺激。卻當場被印刷業領袖拿出數據指正：印刷屬內需產業，產值已趨飽和，早進入微利時代，過度開放只會造成惡性低價競爭。當文化部司長口出：「中國就算鐵板一塊，台灣業者難道就要放棄市場」時，國人還能不洞悉這些官員不但遠離土地、而且對分管業務的常識都外行到可恨？難怪連文創人都忍不住斥責：政府是在引導未來唯有與中國合作的企業才能存活的方向。

這個結論下得太好了！搞文化產業的人，除了與其他產業相同，必須對資金、技術、市場、遊戲規則等生存要件有所關切，尤其更加敏感於自由與創意的條件與空間是否受到消融，而這，正是台灣這個多元社會，做為一個共同體，已經淬煉而出的最大公約數。即使絕大多數的媒體，對這起公民運動似乎設下了重重屏障，並未給予符合比例原則的報導與披露。

許多時候，面對國家利益、群體好處的公共財問題，總會出現不願分攤成本、卻希望共享成果的「免費使用者」（free rider），這個現象反映在大眾普遍對公共事務事不關己時的冷漠，服貿協議的莽撞簽署，似乎把所有的個體全打到了一塊，很難再像過去被當權者輕易以「受益者、受害者」、「一哥、發嫂」、「北部、南部」等二分法給各個擊破。準備接受馬英九指令召開二次臨時會的國民黨立委，感受得到大風起兮、天候就要變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