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5日 星期三

一位二二八劊子手的懺悔錄 ◎ 劉士官

一位二二八劊子手的懺悔錄 ◎ 劉士官
當你看到這封信時,為父該已離你而去,盼你堅強,忍住心中衷慟之情,畢竟每個人,總需面對死亡的來臨,更何況對為父而言,這是一個解脫,幾十年來,埋在我心中的痛,時時刻刻在我腦海中浮現,日日夜夜、分分秒秒無人可訴,無人可了解,那種滋味,不是你可體會的。

從小至今,你總是不斷抱怨,每次和台灣省籍小朋友發生爭執,為父總是不分青紅皂白給你一巴掌,而後彎腰躬身歉聲連連,完全不問孰是孰非,甚至你長大成人娶了親,每次你夫妻之間有任何爭執,為父總是護著媳婦要你道歉。兒,為此為父在此,向你說聲對不起,委屈你了,為父今生所造之孽,卻需由你來承擔這不幸的後果,也許你不知道,為父縱然死上千次、萬次,亦無法贖我罪惡於萬分之一,為父雙手沾滿血腥,多少家庭毀在為父手上,多少無辜台灣人民寶貴之生命結束在為父手上?你可知幾十年來,我無法忘記那一個個純樸的台灣人民臉上惶恐的表情,被莫名其妙的押上刑場,我忘不了他們喊冤求饒的吶喊聲,忘不了他們面臨死亡那驚慌的面孔,更不能忘記他們死後瞪著兩眼,依舊死不瞑目的表情,幾十年來,就是這一切陪伴著我、煎熬著我,這些台灣人他們有罪嗎?沒有,他們做錯了什麼嗎?沒有,但不幸的,他們卻都成了槍下亡魂,原因無他只因他們不幸是台灣人,只因他們沒有槍,眼看著他們被一條長繩綁成一串,連滾帶爬的被押進刑場,再看著他們如貨物般被丟上卡車,載往何處,我真的不知道,有一夜,在如今淡水河邊,那八位文質彬彬看似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年人,雙手手掌被以鐵絲貫穿,全身傷痕累累,步履蹣跚,氣若遊絲,我不知道他們究竟又犯了什麼滔天大罪,須受如此之折磨,那一夜,就在河邊,他們也走完了他們的一生。兒,別以為我願意,別以為我忍心扣下那板機,為父實在身不由己,我只是一個士官,上頭的命令,能不從?好幾次為父甚至想一槍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我不否認,我沒有勇氣,我是懦夫,這一輩子我就是個殺人兇手。幾十年來,這一切一切,我忘不了,幾十年來,這些秘密,一直在我心中,我不知該怎去贖罪。所以如今,你該可以了解,小時候,為了什麼我買糖給台灣省籍小朋友,卻不給咱村裡的小朋友,為什麼你要受那麼多委屈?一切一切的為什麼,如今,都該解開你心中的疑惑了吧!如今我總算解脫了,所以,別傷心,你該為我高興,因為我不再日夜受煎熬。真的,你無法了解我心中的苦,一個雙手沾滿血腥的人,死在我手中的卻又是一些無辜的善良百姓,你說,我如何能心安?兒,你受了委屈,是我對不起你,但,想想我打你耳光,痛過了,也就沒了,但,別人呢?失去了生命,家庭毀了,卻一輩子再也回不來了,所以,我才會這麼做,請你原諒我!我是一個劊子手,我一生充滿罪惡,我雙手沾滿血腥,我萬死不足贖我罪孽!

眼看著你出生、成長,亦官拜上校,咱劉家總算可告慰列祖列宗,但,希望你記住一件事,幾十年來,咱們腳踏著台灣土地、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對台灣,你更該比我更有一份愛,畢竟你在此成長,所以,希望你愛台灣,雖你身為軍人,但你必須放棄大中國的迷思,因為你不屬於它,你屬於台灣,你終身必須為台灣而活,為台灣而戰,為台灣而死!懂嗎?若你不能接受我的話,那你就是不忠、不孝、不義,我沒你這兒子。

相信為父,死對我是一種解脫,我很想到地下去向那些枉死我手中的人道歉,我相信以他們善良的心,該能原諒我,所以,你別傷心,也別難過,唯一能做的就是,愛台灣、保護台灣人民,別再讓你的同胞,再受外來的欺侮,縱然失去你的性命,亦在所不惜,因為你是台灣人,你的一切都是這塊土地所給你的,懂嗎?代我贖些罪孽!

2004-02-19

二二八為何大屠殺?滅口! 作者 : 沈建德

2013年12月23日 星期一

蔡志宏/暗夜哭泣的孩子 人權何在?

轉載:自由時報

立法院司法與法制委員會於十二月九日通過提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預計草案三讀修正通過後,將可透過法官提審程序,確保各種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符合法定程序,大幅提升我國人身自由的人權保障。這本是一件值得令人雀躍、讚揚的好事,但在仔細了解修正內容後,卻讓我這十多年來心中的痛,還是無法釋懷。
違憲的法律,心中的痛
大概就在十二年前的這個時候(民國九十年十二月),我在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庭擔任法官,當時收到一件經通報社會局有性交易之虞的少女安置案件。社會局和家長都要求我盡快終止安置,讓少女回家,但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下稱兒少條例)卻規定:只要有性交易之虞,就必須裁定繼續安置。
雖然我認知到繼續安置少女並不是她的最佳利益,但我別無選擇。在依法審判的戒律下,我只能痛苦地裁定繼續安置,然後忿忿不平地聲請釋憲,請求大法官把這硬生生將少女從家庭、學校剝離的法律,宣告違憲。
三年多以後,大法官做成釋字第五九○號解釋,用了技術性的理由,程序上不受理我的聲請。許玉秀大法官在不同意見書中用「暗夜哭泣的孩子」形容這些被法律制度壓迫犧牲的兒童少年,並模擬他們的口吻,寫道:「大法官既不願意用憲法的眼睛細看法官行動上的對,也不願意用憲法的耳朵分辨法官語言中的真假,就說法官的錯誤不可原諒」、「經常被要求有耳無嘴的我們,既然沒有站出來控訴,大法官何必多管閒事?我們的人權,以後再說!」
誰正視弱勢人權?
沒想到這一句「人權,以後再說」,竟然經過十二年,還是沒人想說!先後在前行政院長吳敦義、陳冲任內,行政院院會兩度通過兒少條例修正草案,都修正上述強制安置的規定,而讓法官有更大的選擇空間,但無奈草案終究是草案,漫漫長夜,何時才見光明?
反觀十二年來,各式各樣的人權,都經由大法官解釋,有可觀躍升的成長:少年逃學逃家不能收容(釋字第六六四號解釋)、被告不能單純重罪羈押(釋字第六六五號解釋)、受刑人必須在刑滿當天出獄不能拖到隔天(釋字第六七七號解釋)。到今年,連外國人的人身自由都得到了解釋確認(釋字第七○八號解釋)。但這些不幸涉入性交易的兒童、少年,是我們的孩子,是被害人,為什麼他們的人權始終無法受到正視?
粗暴安置,極度不平
現行兒少條例的僵硬安置規定,有時候粗暴的程度,簡直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猶記得三年前,一位孩子的媽媽寫信向我求救說:她的孩子因一時好奇迷惘,受到賣淫集團誘惑,從事三次性交易,之後自我反省而回歸家庭正常生活;卻於幾個月後,在一次配合檢警調查作證中,被發現曾經從事性交易,而遭通報強制帶走安置。任憑這位媽媽苦苦哀求,執法人員都說是依法行事,沒人敢違反法律,也沒人可以解救她的苦難。
聽到這樣的故事,我不禁懷疑:兒少條例中的兒童少年,到底是被害人還是被告?與兒童少年性交易的成年被告,如果被查獲,通常也不至於收押禁見,即使依法收押,也要遵守嚴格的羈押要件。如果是與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的少女性交易,依法最高僅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法律更有必須交保的規定。但只要有性交易之虞的兒童少年,一旦被發現,卻必須一律隔離安置,連爸媽都不能見上一面。簡直比當被告還慘!
這樣寬待被告,把被害人關起來的法律,竟然可以從十二年前被聲請違憲,卻安然穩固地維持到現在,難道真是別人家的囝仔死不完,我家沒事就好?究竟天理何在?
提審法修正無助問題解決
提審法的修正,只能確保各種限制人身自由措施都符合法定程序。但在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本身就違憲的情形下,新修正的提審法根本愛莫能助。即使被依法安置的兒童、少年,依據新修正的提審法,向法院請求提審,再加上社工、爸爸、媽媽、阿公、阿嬤都來求情,但兒少條例不改,法官除了同情與憤怒外,還能怎樣?為此,謹替這些暗夜哭泣的孩子,向社會、向有權決定修法的大人們請命,請在審議提審法修正案的同時,也稍稍關心一下一時誤入歧途的可憐孩子,還有她們在社會局、法院奔波煎熬的父母吧!

2013年12月16日 星期一

曼德拉榮光

轉載:自由時報

南非黑人民權運動領袖曼德拉(一九一八—二○一三)以九十五之齡逝世,舉世哀悼。世界人權日,近百國家領袖出席追悼會。十五日這一天,南非是以隆重國葬送別、追思。國殤期間,不只南非人民,全世界都頌讚。

曼德拉是終結南非種族隔離,再造新國家的偉大政治家,也是人權鬥士。他在白人統治期間,被處以終身監禁,入牢二十七年(一九六四—一九九○)。出獄後,其志不移,誓言促進和平、並與白人和解,領導「非洲民族議會」與當時總統戴克拉克領導的國民黨政府談判、協商,而於一九九四年當選南非首位黑人總統,順利完成政權輪替。

兩位締造新南非的黑人、白人領袖,同獲一九九三年諾貝爾和平獎,以及戴克拉克成為曼德拉的副總統,更成為佳話,為大航海時代西方殖民的歷史殘留作了合乎民主化的文明了結。

黑人的覺醒加上白人的良心是再造南非的力量。台灣有曼德拉嗎?台灣有戴克拉克嗎?如果沒有,為什麼?在台灣看曼德拉追尋自由之路的榮光,應該想想我們這個尚未從殖民殘留的歷史走出來的現實。

歷經大英帝國的自治領南非聯邦(一九一○—一九三一)及大英國協的一個主權國家(一九三一—一九六一)以至獨立的南非共和國(一九六一—),早在十五世紀末已有葡萄牙人進入,十七世紀有荷蘭勢力進入,十八世紀則有英國勢力進入。但獨立為南非共和國之後,它的政治問題是內部的黑白種族問題,無關殖民母國。南非是南非不同族裔、不同膚色的南非人國家。

一九四八到一九九四年的原住民、白人、有色人種及亞裔種族隔離政策是白人政府施行的惡政。曼德拉之所以入獄是為了對抗種族隔離、追尋多元族群民主體制。這與台灣的戒嚴、省籍歧視以及相應的民主化有些相似。但台灣的國民黨中國殖民殘留意識未能終結,台灣尚未真正成為不分先來後到的台灣人國家。民主化之路的陰影未能解消,新的國家未能形成。

南非的白人是南非的國民,與葡萄牙、荷蘭、英國的國家無關。南非荷蘭語和南非英語與九種官方地位地方語言並置,黑人白人在彩虹之國重建國家形貌,正是曼德拉留給他國家的政治遺產。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首都的設置,顯現地域平衡觀。曼德拉只當一任總統,以及取得政權後以寬恕、和解進行的轉型正義,都值得台灣借鏡,值得政治人物深思。 (作者李敏勇,詩人)

201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之回顧與展望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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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2013年12月8日(星期日)14:00 ~ 17:10
地點 ∣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臺北市南海路54號) 1樓 展演廳
講者 ∣ 
主 持 人:張炎憲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教授)
家屬代表:李榮昌(二二八受難者 李瑞漢之子)
引 言 人:黃秀政(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約聘總纂)
          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陳翠蓮(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教授)
          李筱峰(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教授)
          何義麟(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所長)
          陳志龍(臺灣大學法律系 教授)

主辦單位 ∣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1947那一年發生了重大事件--二二八大屠殺,因為二二八大屠殺之後的白色恐怖,使得當時遭受迫害的受難者家屬,長期以來生活在恐懼陰影之下,心中的悲痛無法訴說,直到1987年二二八平反運動開始啟動,他們內心的傷痛才逐漸敢向人傾訴。

而受害者的親人最想知道是誰要對他們親人受害這件事負責任?受害者為何會被捕槍殺?為何卻要再等20年(2006年)才有《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專書的出版出現。《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專注在找尋二二八事件中主要加害者所應擔負的責任。這本書的出版,除了呼應出版時的社會氛圍之外,更希望能在台灣轉型正義的發展上開拓新的方向:尋找加害者並對他們的責任做出初步評斷。當時參與研究報告的教授學者們,今天在座談會上分享當時他們進行此研究計畫的過程與心情,以及將來必須要繼續追究的責任與對台灣民主的期許。

而現今馬政府使民主倒退,轉型正義更加難以落實,怎不令人擔心白色恐怖的歷史會再重新上演?!
座談會尾聲,張炎憲教授做了以下結論:

2007年扁政府時期做到了轉型正義,例如中華郵政改成台灣郵政,中正機場改成桃園機場,中正紀念堂改成台灣民主紀念館…...等,但國民黨馬政府再執政後有些又被更改回原來名稱!因為國民黨政權仍然統治著台灣,轉型正義更加無法落實。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造成的陰影太深,而如今台灣司法又被國民黨玩弄無法獨立,故二二八之平反似乎遙遙無期!

張炎憲教授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給人們啟示與教育,而有他也提到二二八事件對於年輕一輩的教育意義極為重要,如果能到各大專院校辦講座,作教育推動是更好的。

與會者期望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能將《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這本書翻譯成英文版推廣到海外去,在網路發達的現代也能從上面傳遞訊息並加上對此事件的再教育工作,但願這些期望都能儘早做到。

講義資料來源:「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二二八的精神力量/張炎憲

從現今臺灣,回顧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不禁令人憂慮不安。

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處處宣揚中華民族和孔孟思想的偉大。回想1945年10月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之後,也宣揚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偉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國之後,未曾統治過臺灣,卻口口聲聲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回想1945年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之後,還未與日本簽訂和約,解決領土歸屬,就一直強調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鎮壓屠殺圖博(西藏)、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的人民,充滿獨裁霸權心態,卻對外宣傳和平崛起的「中國夢」。回想1947年二二八屠殺之後,中國國民黨政府也宣導中國是個愛好和平與王道的國家。

今日,中國國民黨高層與政商名流頻頻與中國來往,向其示好。回想1945年,臺灣人熱情歡迎「祖國」,卻成為「祖國」槍下的冤魂。

看到今日臺灣,回想過去歷史。臺灣已從獨裁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自由的社會;臺灣人也逐漸走出二二八的悲情,恢復信心,建設自己的國家。這是臺灣人民長期努力的成果,值得讚美與欣慰。但不幸隔鄰又出現另一個霸權中國,虎視眈眈想掠取臺灣。想到這些,怎不令人擔憂,是不是二二八苦難會再次發生?

其實,如果我們瞭解當年二二八發生的背景,臺灣民眾遭受屠殺的慘狀,以及之後臺灣人追求民主獨立的艱辛歲月,就會深深體會二二八帶來苦難,卻也帶來力量,改造臺灣成為民主自由的國家。臺灣人如果能記取這份悲情的力量,則面對中國的強權欺壓,必能堅定意志、充滿信心,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發展。

蔣介石難逃二二八的責任追究—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感想之一/陳儀深

二00八年八月底、九月初本人得便前往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閱讀新開放的蔣介石日記(1946—1955),由於管理單位規定只能手抄不能影印或照相,在有限的時間只好選擇關鍵的事件先做記錄,包括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府敗逃台灣的緣由,以及台灣國際地位問題,本文先談二二八事件。

蔣介石日記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初認知,是三月一日所載「台灣群眾為反對紙煙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所用的詞是「台灣暴動」,但是到了三月底的回顧則說「台灣全省各都市為暴徒共匪脅制,叛亂情勢嚴重已極。」這是欲加之罪;先前三月七日,他一方面批評陳儀「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及至事態燎原乃始求援,可歎!」一方面批評台灣人「久受日寇奴化遺亡(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於是他的處置自然是「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關於派兵記載雖然出現在三月七日,但是根據大溪檔案以及秦孝儀編纂的《大事長編初稿》,乃是三月五日即開始下令,明顯是在陳儀的請兵函送達之前。

出現在蔣介石日記中,當面向他報告台灣情勢或討論善後措施的首先是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三月七日、八日),其次是葛敬恩(字湛侯,三月十四日、十六日)、俞飛鵬(字樵峰,三月二十日);蔣介石主動召見整編21師師長劉雨卿,日記記載是三月八日、九日兩次,若依大溪檔案,劉雨卿將軍是在三月九日下午飛抵台北,應無矛盾。此外,國防部長白崇禧在這段時間可能是最常與蔣介石談「台灣事」、「台灣方鍼」的人,因為他即將代表中央前往台灣「宣慰」,三月十二日蔣的日記:「回寓與健生談台灣事,彼決暫緩行以待時局略定也。」事實上陳儀在三月六日即向蔣建議:「如派大員,亦須俟軍隊到台以後,否則亦恐難生效力。」

蔣介石雖然在日記中批評陳儀「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但是當三月二十三日國民黨三中全會要求對陳儀「撤職查辦」時,蔣介石認為那是不負責的挾怨報復,「只求逞一時之快而不問是非、不顧大局」,三月底日記作總結的時候還說,「三中全會意見錯綜幼稚紛紜,惟有置之不加重視而已。」過去筆者參加撰寫二二八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的時候,認為蔣介石應負最大責任,除了根據他事前與聞台政、事變中運籌帷幄(派兵決策),還包括事後獨斷專行力保陳儀,乃至台省軍政首長無一受到究責。

總之蔣介石日記中有關二二八的敘述,並不能改變吾人從大溪檔案和警總檔案所得到的結論。想要從中找到「嚴禁報復」蛛絲馬跡的人固然會感到失望,也沒有「格殺勿論」的直接証據,這就是歷史需要「研究」的緣故。值得注意的是,根據1949年2月19日日記,蔣介石將準備投共的浙江省主席陳儀免職的時候說「此人之愚劣至此,忘恩負義,誠勢利之小人也。」1950年2月1日將陳儀交軍法審判、6月14日批准死刑,6月18日槍決之後,蔣介石還罵他「至死不悟」、「乃知共匪宣傳之深入,至此種萬惡官僚之腦筋亦為其所迷妄」,可見蔣介石處死陳儀根本與台灣二二八事件無關。

二二八人權座談會 發言大綱/陳翠蓮

一、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中有關臺灣軍政人員部分的探討

二、近期研究之發現

(一)軍統局特務機關最早已進入臺灣部署:

1945年9月,軍統張士德、黃昭明、黃澄淵隨美國戰略情報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OSS)先於接收部隊抵臺。

1、透過陳逸松,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

陳達元的角色

2、透過劉明,組織「義勇糾察隊」

連謀的角色→黃埔系、復興社、青年團/軍統 黃復青(三位一體)

3、警察、消防等機關與特務

4、二二八事件前已建立全臺之監視系統、掌握「黑名單」

(二)陌生的中國式政治文化:

1、黑道、特務、制裁

2、綏靖、清鄉、自新

3、處決、曝屍

4、法律為政治工具

三、對二二八事件之再評價

論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的傷害/黃秀政
1947年2月27日下午,在臺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一帶)圓環天馬茶房的緝煙事件所引起的「二二八事件」,雖在國民政府的鎮壓與安撫中落幕,但此一事件對臺灣的傷害卻至深且鉅,影響深遠。

首先是打擊臺人心理,導致長期對政治恐懼與冷漠。戰後初期的臺灣,由於甫脫離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一般人對於新的時代充滿殷切的期待,特別是地方上的士紳階層或知識分子更是興起一股參政的熱潮,均以貢獻己力,與聞政治為榮。但在此事件期間,政府採取粗暴的武裝鎮壓,以公開或私下槍決的手段報復臺人抗爭行動,尤其是軍警在街頭無情地掃射開槍,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傷亡。在「綏靖」與「清鄉」行動中,執政當局更是大肆逮捕民眾,引起地方恐慌;事後政府更以整肅異己、誣陷織罪等方式,導致人人自危,懼談政治,因而臺灣社會長期瀰漫著白色恐怖的氣氛。經此事件,民眾原本對政治所充滿的熱忱,遭到政府壓抑摧殘,嚴重打擊臺灣人民心理,產生對於政治的不信任感,以及恐懼與冷漠,使許多歷經浩劫的人們絕口不提二二八事件,甚至勸誡其子弟遠離政治是非圈。此外,由於屢受當局的壓迫與打擊,長期下來導致臺人存有被迫害意識並造成省籍情結,甚至更有人提出臺灣獨立建國的主張,在海外從事台獨運動。即使在1987年解除戒嚴後,對於參與選舉與政治活動仍可見此種心態,影響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

其次是造成精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戰後臺灣的社會精英,主要承襲日治時期所形成的社會聲望與地方影響力而來,他們大多是地方士紳或知識分子,其職業包括律師、教師、醫師、企業家、新聞記者、民意代表,甚至也有地主之成員。這些社會精英,在二二八事件期間遭到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及其軍警人員有計畫的逮捕,紛紛遭到暗殺或冤死獄中,從北到南,無一倖免。填補這些空缺的,卻是一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這些人是一群全新的、過去毫無政治經驗和政治地位,卻在當局的扶植下,經由地方選舉或行政管道而逐漸崛起。這些人的出現,不僅取代了傳統地方精英的社會地位,也壟斷地方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改變地方原有的政治生態。

第三是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的發展。隨著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派遣陳儀來台主持接收事宜,國民黨各派系也紛紛跨海來台發展。但由於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五十年間,國民黨甚少來台聯繫或發展組織活動,因此戰後初期國民黨與臺灣地方社會存在有明顯隔閡。起初,國民黨除了借重日治時期前往中國發展的台籍人士擔任要職,作為居中協調的角色外,也以三民主義青年團或各種政治組織深入地方社會,以謀求對臺灣更完整而全面的統治,但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在此事件期間,國民黨當局除大力削弱本土勢力,造成本土精英的斷層外,也進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箝制新聞、言論、集會等自由,並運用軍警情治優勢,監控逮捕異議人士,使得臺灣社會長期處於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的發展。

第四是加深族群隔閡,不利臺灣文化發展。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除與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所引起的民怨有關外,族群之間的衝突也有關聯。日本戰敗投降之初,臺人雖對「祖國」充滿期待與憧憬,但旋因彼此生活習慣、文化思想不同,以及部份來台軍警的惡劣行為,讓臺人對「祖國」人士的幻想與好感破滅,衝突時起。此種族群的誤解與對立,不但未因事件的結束而平復,反而讓族群的隔閡更加深化,影響臺灣社會文化的正常發展。尤其事件後,臺灣社會精英遭到當局迫害與打擊而日漸凋零,不但削弱地方政治的影響力,也造成臺灣文化傳承的斷層。再加上中央政府撤退來台,執政當局為營造政權的正統性,乃強力灌輸中國文化,使得整個臺灣社會充斥著大中國的影子,臺灣本土文化遭受到漠視而被邊陲化,不利臺灣文化的發展。

綜上所述,可知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的傷害極為重大,是戰後臺灣史上極為不幸的悲劇。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何讓二二八事件的傷口早日癒合,臺灣兩千三百萬國人能夠早日走出二二八事件的陰影;臺灣能夠早日建立公義和平的社會,類似的不幸悲劇永遠不再發生,實為值得吾人深思,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有關「半山」人士的討論/李筱峰
「半山」一詞是在戰後初期才在臺灣社會出現的特殊名詞。

由於「半山」人士出身臺灣,在臺灣有一段生長的經歷,而後又在中國大陸上有過中國經驗,尤其是投身在國民政府陣營中,對於中國政治文化有所涉獵。這種經驗,是長期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資訊受限的本地人所望塵莫及。因此,「半山」人士理應扮演中國政府與臺灣社會之間的橋樑角色。如何替雙方因長期隔閡可能產生的衝突,提出預警,或促成溝通,這是他們最能扮演的角色,也是他們最應該發揮的功能。這種角色與功能,也成為我們今日回顧歷史,討論責任時,據以檢討的重要指標之一。

一、急切呼籲中國政府「收復」臺灣的半山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當時的臺灣社會菁英沒有足夠的資訊以資了解中國的政情。否則,當不至於有飛蛾撲火式的「迎接祖國」之舉。在當時,最有機會與條件了解中國政情的,唯有這批留居中國大陸供職於黨政軍特的「半山」人物。然則,許多投身在國民政府陣營的「半山」人物,不但沒有替臺灣人可能面臨的局面提出預警,卻反倒是汲汲營營為中國「收復」臺灣大聲疾呼,為著臺灣早日「投入祖國懷抱」而疲於奔命。

二、對國民政府當局提出警訊的半山

有部分「半山」人士透過言論,向國民政府提出接管臺灣應注意的事項。但事後證明,他們的美意建言,幾乎枉然。

三、「半山」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與作用

(一)扮演斡旋角色的半山

(二)參與鎮壓行動的半山

(三)關於黑名單提供者的爭議

從海外臺灣人觀點談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何義麟

二二八事件之責任歸屬尚待大家持續探究,個人認為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似乎還有許多可以討論的問題點。近年來比較關心戰後在日臺灣人的活動,因此以下僅就海外史料所呈現的問題提出個人淺見,考慮或有不夠周延之處,還請各位前輩指正。

一、二二八事件後,許多海外臺灣人談論事件的前因後果之外,最常提到的就是「記住歷史的教訓」,他們認為二二八的主要教訓,就是要認清陳儀政府欺騙民眾,實際上卻是偷偷請兵鎮壓的事實,所以一定要起來打倒國民黨反動集團。在歷史上欺騙民眾的政權還可以相信嗎?前人提出的這項歷史教訓,應該充分釐清,也可以特別加以解說。

二、事件後,生活在海外的台灣人都一致「反蔣」,在政治路線上有些人強調「反美帝」,有些人主張「反共」,不論意識形態有何差異,但是共通的理念都是反蔣反國民黨政權。既然有此共識,二二八事件責任與治台失敗責任,當然都應該歸屬蔣介石。

三、在日台灣人舉行二二八事件二周年紀念活動時,曾決議不僅要追究屠殺同胞的劊子手,同時提出要將陳儀指定為戰犯。這是站在共產黨方面來看,將二二八起義視為與國民黨封建官僚政權的抗爭,犧牲者被視為烈士。陳儀自然就變成國共內戰中的戰犯。

四、彭孟緝在高雄進行鎮壓屠殺的行徑,受到各界批判。但實際上,事後他卻步步高升,顯然他的行動被視為立功,當權者的心態可議。但是,還有一項值得注意的問題是,1969年他被任命為駐日大使。日本的華僑約五萬多人,在日臺灣人佔了半數,派任與二二八事件有明顯關聯的人士駐日,顯然並未考慮在日台灣人的感受。

五、在海外臺灣人透過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大力批判國民黨政府。相對地,與國民黨合作的僑領大多跟國內民眾一樣,在外或在家都盡量閉口不談二二八,讓人際關係出現猜疑。把二二八視為禁忌,只要談二二八就被視為反國民黨,政府如此的心態,以及企圖掩蓋歷史的惡行,到今日也應該加以追究。

整體來看,官方在事前採拖延欺瞞的方式,然後偷偷地請兵來進行武力鎮壓與屠殺,而後又進行清鄉追捕,整個行動都是一種邪惡行徑。此外,長期以來刻意隱瞞真相,讓海內外台灣人都生活在歷史陰影中。以上這些史實都應該載於史冊,讓後人清楚認識這個政權的本質。

2013年12月9日 星期一

「台大哲學系事件40週年」座談會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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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全程錄音



主辦單位:台灣教授協會

時間:2013年12月1日(日)上午10:00 ~ 12:0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 (台北市濟南路2-1號3樓)

主持人:呂忠津 會長

與談人:

李日章教授 (事件發生時受害人之一)

林正弘教授 (事件發生時受害人之一)

趙天儀教授 (事件發生時哲學系代主任)

楊維哲教授 (專案調查小組召集人)

吳密察教授 (專案調查小組委員之一)

李福鐘副教授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緣起:

1970年代初期,蔣經國所領導的國民黨內出現王昇為首的軍方政工系統與李煥為首的救國團系統之傾軋。

台大哲學系事件,就是軍方政工系統,假藉「反共」之名,將魔手伸入學術界,並趁機整肅救國團系統所引發的不幸事件。

總政治作戰部王昇將軍所領導的秘密組織「心廬」,透過與該組織關係密切的哲學系研究生馮滬祥、哲學系代系主任孫智燊,指控與救國團素有淵源之台大哲學系陳鼓應、王曉波等教師,並波及其他無辜的哲學系教師,造成台大哲學系大部分教師遭到解聘的厄運。

今年適逢事件40週年,台灣教授協會特邀請當時之無辜受害人及台灣史研究學者,共同回顧與探討此嚴重斵喪台灣學術自由的歷史事件。
緣起source: 台灣教授協會

李福鐘副教授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00:00~12:30)
台大哲學系事件有沒有辦法透過政府機關的檔案來獲得真相?這是非常重要的。

台大哲學系事件報告只能根據台大內部的資料與證據,來進行一個初步的結果,事實上完全無法獲得台大以外,尤其政府機關的相關檔案,所以有沒有辦法透過現存政府機關檔案來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

台大哲學系事件是一個延續的事件,大概有2年半。

1972年12月台大大學論壇社辦了一個民族主議的座談會,那時候也因有保釣運動,這個座談會是討論中國民族主義的問題,會上陳鼓應批評一個報紙連載的文章叫做《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跟現在中共喊的「穩定壓倒一切」的概念是一樣的。

40幾年兩蔣統治時代國民黨是完全不希望人民集會遊行,關心政治,希望大家安份守己當個小老百姓被統治者,《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就代表著國民黨的政策,一般的人民當順民就可以了,陳鼓應就起來批判這本小冊子,當場和馮滬祥起了意見衝突,過了2,3個月,隔年1973年警政總部就約談了錢永祥與黃道琳。

1973.2.13陳鼓應家被搜索,在陳鼓應家中搜出中國簡體字出版品。因此情治機關也開始介入。

1973年6月發生了馮滬祥的理則學(邏輯)零分事件,他就到處去遞陳情書告狀寫黑函,馮滬祥指控大學哲學系是一些匪諜在把持,新學期孫智燊接了哲學系代理系主任,就開始整肅哲學系。

歷史真相能不能夠水落石出?台上坐的都是受害者,我們不清楚的是加害者方面的史料,加害者那邊的史料和說法,這個是最欠缺。

2007年民進黨執政末期,阿扁總統做了一個很好的事情,他將國安局警總的檔案公開,轉移到行政院檔案管理局,這批解密的檔案裡頭,就有台大哲學系事件的檔案,一份是調查局送給國安局的調查報告,因為國安局是調查局的頂頭上司,另一份是1995年監察院的調查報告,監察院在台大查這件事情是有介入調查,但最後監察院最後的報告是查無實據,找不到王昇領導的「心廬」,這和王昇的總政治作戰部有很大的關聯。王昇的小單位叫「心廬」,這小組解散後,因為監察院可以去調國防部的檔案,但國防部的檔案完全無法顯示「心廬」做了那些事情或看出領導組織,完全看不出,國防部說保存年限已過,已經銷燬。所以連監察院都調不到國防部相關檔案,我們透過政府機關檔案去了解「心廬」是什麼樣的組織是非常困難的。

調查局的報告主要是監聽的報告,調查局監聽哲學系任何事情都非常清楚(他們聚會吃飯時可能有「細胞/爪耙子」),調查局這個報告送到國安局之後國安局竟並沒有進一步的處理,所以可以看出台大哲學系事件中,整個調察局都有在關心和監視。

最重要是「心廬」方面,目前沒有任何史料,被銷燬的可能性更大。

歷史由於很多史料不見,相關人走掉了,歷史那面牆是空缺的,要補這一塊拼圖,只能找相關當事人,例如王昇(蔣經國那邊那一塊),今天座談會馮滬祥跟孫智燊都缺席,應該也可找他們來表達一下留下史料。今天陳鼓應跟王曉波缺席也很可惜。王昇回憶錄則是完全沒談到重點。

整個台大哲學系過了40年,我們看到台大哲學系相當大的一個特徵,這個特徵和台灣的轉型正義的特徵是一致的,就是我們只剩下受害者的歷史,完全沒有加害者那邊的歷史,這是台灣在民主化和轉型正義過程裡是非常可惜和遺憾的部份。


楊維哲教授 (專案調查小組召集人):(12:31~29:17)

1.《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附冊內容比主冊還多。

2.馮滬祥理則學(邏輯)零分事件之後,跑去恐嚇給他打零分的老師楊樹同,還稱老師為樹同學長。

3.當初學生自己組成的調查小組,有做成10點結論,但不被校方接受。大是大非都會被搞成是非不分沒有加害者。

4.強調學生自行調查報告第6點:事件發生當時的校長閻振興,於事件中,未能堅持大學學術自主的立場,也未能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處理本事件,致使本校哲學系受到整肅,自由的學風遭到壓制,校譽也因而受損,本校應取消他名譽教授的名銜。

5.學生自行調查報告第7點:事件發生當時的系主任孫智燊對無辜的同事做出不實的指控,無限迫害,應該由本校行文告知他所任教的大學以及所有相關的學術組織稱呼他就是「爪耙子」。

6.學生自行調查報告第8點:事件末期的系主任黃振華繼續附和前主任孫智燊的不當行為,應該由本校行文告知他所任教的大學以及相關的學術組織。

7.學生自行調查報告第9點:事件發生當時的研究生馮滬祥結合校外的勢力整肅哲學系,污辱並威脅師長,應該由本校行文告知他所任教的大學以及相關的學術組織。

8.事件後學校認為最重要的事是補償。

9.哲學系新建築外面應該要放一本調查報告讓大家都能知道此事件。
趙天儀教授 (事件發生時哲學系代主任):(29:18~49:51)

1.因為是當事人所以整個事件最清楚的就是自己。

2.歌曲「保衛大台灣」被解釋為「包圍大台灣」,因此變禁歌。

3.介紹殷海光大師(當年強力批判蔣介石與國民黨)。

4.當初許多「心廬」的成員都想進到哲學系,殷海光在病床上怒斥:「心廬」這些人都是騙子!哲學系事件不幸是被騙子包圍。

5.孫智燊要到台大擔任系主任之前,都沒有寄過半篇論文到台大,上頭就指示要幫孫智燊辦理客座教授,孫智燊到台大要扮演的角色就是統治者的幫凶。

6.成中英推薦孫智燊到台大,但後來孫智燊強烈指控成中英為匪宣傳。

7.解說台大哲學系升等事件。

8.解說當年校園裡面的陷害手法。(騙你去看黃色電影,再抹黑你)

9.某教官說詞:校長閻振興絕不得罪人,但也絕不負責任。

10.要出《台大哲學系事件》這本書要有道德勇氣?

11.到國立編譯館上班,那邊鬥得一塌糊塗。

12.參與黨外運動。


李日章教授 (事件發生時受害人之一):(49:52~58:09)
台大哲學系事件本質意義:

1.台大哲學系事件,乃是國家暴力壓制人民思想言論自由之一例,該事件之發生,象徵台灣最後一個學術與教育的自由堡壘之陷落,其起因,可以溯至殷海光在(自由中國)雜誌連續撰文批判當道,並在學校鼓吹自由主義思想,講授邏輯,教人慎思明辨,乃至雷震之創辦(自由中國)與籌組新政黨,以及彭明敏師生之意圖發表「台灣自救宣言」,殷、彭都是台大教授,本人雖一亡故(殷海光),一逃亡(彭明敏),但其實影響力猶在,台大被當時掌權的蔣經國視為肉中之刺

2.蔣為整頓台大,曾經長久準備,首先,他派遣特務出生的閻振興出任校長,接著任命當時國內最優秀的軍官,曾經留美並擔任唯一飛彈營營長的張德溥為台大總教官,張就職前夕,蔣且對他做了一番特別的指示:

蔣經國對張德溥說:台灣所有的學校我都可以控制,但只有台灣大學沒辦法控制,而台大自由色彩太濃,軍人都沒有地位,你去希望能打開一個局面。(張德溥在台大任職兩年多,蔣經國召見他47次)。

*王昇對張德溥說:台灣思想的混亂,台大哲學系是根源,我是替蔣經國來收復失土的。

*孫智燊主任在整頓哲學系之後,很得意說:台灣已經光復30年,台大哲學系今天才光復。

次要事實:

1.台大哲學系事件不是英雄受難故事!

2.台大哲學系事件後來變講成英雄受難故事,這未免有點滑稽。事實是:

*該事件中有英雄的話,英雄並未受難,該事件中確有受難者,但這些受難者不是英雄。

*該事件中被某些人目為英雄的兩個人,事實證明他們並非英雄,而是狗熊。


林正弘教授 (事件發生時受害人之一):(58:10~01:09:14)
1.台大哲學系事件就是國民黨在整肅,但為何要挑哲學系?除了哲學系有殷海光教授外,哲學系剛好有縫隙可滲透,各系裡面也都有鬥爭,所以有人就會去投靠當局來整肅另一派。

2.國民黨當時並不太容易把整批人都放到某一個系裡面。

3.「心廬」攻擊台大哲學系的手法跟文化大革命沒什麼差別!學生公開批判教授。

4.有一批人表面上看起來是在幫王昇的「心廬」做事,但實際上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進到台大哲學系。

5.孫智燊擔任系主任的一年期間,獨斷獨行,只有要離職前,才開了一個系務會議,拿出一份名單,說是要推薦他們來當台大哲學系教授,投票結果那份名單裡只有一人被選上。這表示這些人想滲透,孫智燊也沒把握可以成功。投票的用意只是向「心廬」做個交待,表示我有做喔。

6.五分鐘就可以製造證據。

7.國民黨早就想整肅台大哲學系,哲學系雖然有缺口可滲透,但跟當時的校長也有很大的關係。


吳密察教授 (專案調查小組委員之一):(01:09:15~END)

1.需要分析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加害者是哪些人。

2.自己參加台大哲學系事件之調查,才知迫害事件是什麼樣子。

3.1993年開始有台大哲學系事件之調查,1995年5月28日完成報告書。(正文與附錄(訪談整理)),最近台大才想到出這本書,但只出版正文,沒出版附錄。(精采的部份是在附冊,非常荒謬,非常可怕的是都在附冊裡,但有個資法問題,以及考慮到是否會造成二度傷害,附錄可在圖書館看到)。

4.個人調查重點:那些教授不被續聘的理由(唸出那些理由,校務會議大家哄堂大笑)。

5. 台大哲學系事件三個階段:
(一)陳鼓應、王曉波的言動,遭警總以「為匪宣傳」罪名傳訊拘留。
(二)系主任趙天儀未配合當局,而被整肅解職。接任孫智燊開始整肅哲學系。
(三)黃振華接任系主任,整肅得一乾二淨。

6.調查不易,許多人不接受採訪。文書主義的難題:白紙黑字的證據難找!

7.天祐台灣的史料:1974年6月17日哲學系孫智燊主任江63學年度續聘案,越過文學院直送人事室。(孫智燊公文──背景說明:本系積弊21年,近年來連續發生事端,問題重重,絕不單純,經過數月來多方深入研究發現除一般人事上反淘汰情形嚴重外,且有國際共黨政治滲透陰謀,尤其王曉波、成中英案....種種事蹟昭然若揭,引起當局及社會各界及大的注目,本人早於半年即向有關當局建議台大哲學系案情研究應該ooooo辦理,不能姑息養奸......)。

8.黃天成教授不再續聘的可笑理由:「平時為人機警,深藏不漏,近來行蹤詭密,眼神閃爍不定,恐有重大隱情。」。許多解聘理由都非常荒謬。

9.平反之後,陳鼓應和王曉波都再度回來台大當教授,甚至退休後還在領我們的月退俸,但其他人呢?因為那時候剛在學問起步的時候,年輕的講師被解聘之後,從此就和學術之路絕緣,20年後即使再回來,也沒辦法再繼續教,人生已經轉換跑道,20年後回來,如何補償?

10.若真要說台大哲學系事件的英雄,那就是趙天儀教授,因為他是系主任所以要在第一關擋住(當局),其他的都是無辜的受害者,所以李日章教授剛那篇文章非常重要,他把事情分清楚了,所以台大哲學系事件的真相大家不要再上當,不要含糊帶過,否則我們會再度受傷。
吳密察教授簡報翻拍:





2013年12月5日 星期四

【活動預告】12/21 柯文哲《素人政治與柯語錄》新書發表會


新聞報導 - 
作者 費邊社文創有限公司   
2013-12-04




柯文哲《素人政治與柯語錄》新書發表會

柯文哲來了。

這一年來,公民運動形成一股澎湃的力量,柯文哲現象的形式,是公民運動的一個重要指標。

柯文哲行醫數十年,累積豐富的生命經驗,這本書記載他的許多想法,對生活的體驗,他一生的成長經驗與思想菁華,在短短幾個字,穿透紙張而出,這是他的功力。

要了解柯文哲這個人,要由這本書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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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一個力量,也給自己未來一個希望。
這場公民運動希望大家一起參與。

時間 ∣ 2013/12/21 (六) 下午6:00~8:00
地點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台中市西區自治街155號6樓之2,文化中心斜對面)
講者 ∣ 柯文哲
主辦單位 ∣ 費邊社文創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洽詢電話 ∣ 04-2372-3710


2013年12月4日 星期三

流亡的意義

轉載:自由時報
日昨,在康寧祥回憶錄《台灣,打拼》的出版會,以文學家身分上台致詞的齊邦媛,侃侃而談她父親齊世英與康寧祥的淵源,談被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的中國來台自由派政治人物對民主化的付出,令人動容。

齊邦媛以她親身經歷,落實台灣,對所謂「流亡作家」的稱謂,有感而發。不希望自己再被這樣看待,她強調她應聘來台大任教,不是流亡。她的心情,可以被理解。認同台灣、認同民主,應會解除「流亡」的桎梏。

「流亡」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二戰時,納粹德國的許多作家經歷流亡的意義:外在流亡,指的是離開德國;內在流亡,指的是留在德國,但選擇不附和納粹政權。有轉型正義的戰後德國,在《納粹時代德國文學史》清理了這樣的歷史。

戰後的東歐、舊蘇聯,都有「流亡」的文學歷史。一九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詩人米洛舒(C. Milosz,1911-2004)從一九五○年代末到一九八○年代末,流亡美國,是一個例子。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M. Kundera,1929-);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猶太裔俄國詩人布洛斯基(J. Brodsky 1940-1996),都是。

中東的阿拉伯國家,當下也有許多「流亡」的事例:著名的詩人艾杜尼斯(Adonis,1930-)從敘利亞流亡到黎巴嫩,又流亡到法國。「流亡」幾乎成了他的精神標誌。他流亡「在我的民族、文化和語言內部……在祖國與流亡地之外,創造另一個所在。」

「流亡」是一種消極現象,譬如有一些隨中國國民黨來台的作家,附和在黨國體制、呼應國策文學、反民主化,把台灣當做流亡地。「流亡」也是一種積極「精神」,譬如在黨國體制之下持有在野立場和批評態度。

在文學領域的詩人、作家,常常在現實中流亡。戰前被日本殖民,戰後被國民黨中國殖民的台灣,在嚴肅的意義上,有哪一位真摯的台灣詩人、哪位真摯的台灣作家不在流亡之中?!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