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之回顧與展望

新聞報導 -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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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2013年12月8日(星期日)14:00 ~ 17:10
地點 ∣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臺北市南海路54號) 1樓 展演廳
講者 ∣ 
主 持 人:張炎憲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教授)
家屬代表:李榮昌(二二八受難者 李瑞漢之子)
引 言 人:黃秀政(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約聘總纂)
          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陳翠蓮(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教授)
          李筱峰(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教授)
          何義麟(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所長)
          陳志龍(臺灣大學法律系 教授)

主辦單位 ∣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1947那一年發生了重大事件--二二八大屠殺,因為二二八大屠殺之後的白色恐怖,使得當時遭受迫害的受難者家屬,長期以來生活在恐懼陰影之下,心中的悲痛無法訴說,直到1987年二二八平反運動開始啟動,他們內心的傷痛才逐漸敢向人傾訴。

而受害者的親人最想知道是誰要對他們親人受害這件事負責任?受害者為何會被捕槍殺?為何卻要再等20年(2006年)才有《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專書的出版出現。《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專注在找尋二二八事件中主要加害者所應擔負的責任。這本書的出版,除了呼應出版時的社會氛圍之外,更希望能在台灣轉型正義的發展上開拓新的方向:尋找加害者並對他們的責任做出初步評斷。當時參與研究報告的教授學者們,今天在座談會上分享當時他們進行此研究計畫的過程與心情,以及將來必須要繼續追究的責任與對台灣民主的期許。

而現今馬政府使民主倒退,轉型正義更加難以落實,怎不令人擔心白色恐怖的歷史會再重新上演?!
座談會尾聲,張炎憲教授做了以下結論:

2007年扁政府時期做到了轉型正義,例如中華郵政改成台灣郵政,中正機場改成桃園機場,中正紀念堂改成台灣民主紀念館…...等,但國民黨馬政府再執政後有些又被更改回原來名稱!因為國民黨政權仍然統治著台灣,轉型正義更加無法落實。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造成的陰影太深,而如今台灣司法又被國民黨玩弄無法獨立,故二二八之平反似乎遙遙無期!

張炎憲教授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給人們啟示與教育,而有他也提到二二八事件對於年輕一輩的教育意義極為重要,如果能到各大專院校辦講座,作教育推動是更好的。

與會者期望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能將《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這本書翻譯成英文版推廣到海外去,在網路發達的現代也能從上面傳遞訊息並加上對此事件的再教育工作,但願這些期望都能儘早做到。

講義資料來源:「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二二八的精神力量/張炎憲

從現今臺灣,回顧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不禁令人憂慮不安。

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處處宣揚中華民族和孔孟思想的偉大。回想1945年10月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之後,也宣揚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偉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國之後,未曾統治過臺灣,卻口口聲聲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回想1945年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之後,還未與日本簽訂和約,解決領土歸屬,就一直強調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鎮壓屠殺圖博(西藏)、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的人民,充滿獨裁霸權心態,卻對外宣傳和平崛起的「中國夢」。回想1947年二二八屠殺之後,中國國民黨政府也宣導中國是個愛好和平與王道的國家。

今日,中國國民黨高層與政商名流頻頻與中國來往,向其示好。回想1945年,臺灣人熱情歡迎「祖國」,卻成為「祖國」槍下的冤魂。

看到今日臺灣,回想過去歷史。臺灣已從獨裁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自由的社會;臺灣人也逐漸走出二二八的悲情,恢復信心,建設自己的國家。這是臺灣人民長期努力的成果,值得讚美與欣慰。但不幸隔鄰又出現另一個霸權中國,虎視眈眈想掠取臺灣。想到這些,怎不令人擔憂,是不是二二八苦難會再次發生?

其實,如果我們瞭解當年二二八發生的背景,臺灣民眾遭受屠殺的慘狀,以及之後臺灣人追求民主獨立的艱辛歲月,就會深深體會二二八帶來苦難,卻也帶來力量,改造臺灣成為民主自由的國家。臺灣人如果能記取這份悲情的力量,則面對中國的強權欺壓,必能堅定意志、充滿信心,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發展。

蔣介石難逃二二八的責任追究—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感想之一/陳儀深

二00八年八月底、九月初本人得便前往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閱讀新開放的蔣介石日記(1946—1955),由於管理單位規定只能手抄不能影印或照相,在有限的時間只好選擇關鍵的事件先做記錄,包括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府敗逃台灣的緣由,以及台灣國際地位問題,本文先談二二八事件。

蔣介石日記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初認知,是三月一日所載「台灣群眾為反對紙煙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所用的詞是「台灣暴動」,但是到了三月底的回顧則說「台灣全省各都市為暴徒共匪脅制,叛亂情勢嚴重已極。」這是欲加之罪;先前三月七日,他一方面批評陳儀「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及至事態燎原乃始求援,可歎!」一方面批評台灣人「久受日寇奴化遺亡(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於是他的處置自然是「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關於派兵記載雖然出現在三月七日,但是根據大溪檔案以及秦孝儀編纂的《大事長編初稿》,乃是三月五日即開始下令,明顯是在陳儀的請兵函送達之前。

出現在蔣介石日記中,當面向他報告台灣情勢或討論善後措施的首先是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三月七日、八日),其次是葛敬恩(字湛侯,三月十四日、十六日)、俞飛鵬(字樵峰,三月二十日);蔣介石主動召見整編21師師長劉雨卿,日記記載是三月八日、九日兩次,若依大溪檔案,劉雨卿將軍是在三月九日下午飛抵台北,應無矛盾。此外,國防部長白崇禧在這段時間可能是最常與蔣介石談「台灣事」、「台灣方鍼」的人,因為他即將代表中央前往台灣「宣慰」,三月十二日蔣的日記:「回寓與健生談台灣事,彼決暫緩行以待時局略定也。」事實上陳儀在三月六日即向蔣建議:「如派大員,亦須俟軍隊到台以後,否則亦恐難生效力。」

蔣介石雖然在日記中批評陳儀「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但是當三月二十三日國民黨三中全會要求對陳儀「撤職查辦」時,蔣介石認為那是不負責的挾怨報復,「只求逞一時之快而不問是非、不顧大局」,三月底日記作總結的時候還說,「三中全會意見錯綜幼稚紛紜,惟有置之不加重視而已。」過去筆者參加撰寫二二八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的時候,認為蔣介石應負最大責任,除了根據他事前與聞台政、事變中運籌帷幄(派兵決策),還包括事後獨斷專行力保陳儀,乃至台省軍政首長無一受到究責。

總之蔣介石日記中有關二二八的敘述,並不能改變吾人從大溪檔案和警總檔案所得到的結論。想要從中找到「嚴禁報復」蛛絲馬跡的人固然會感到失望,也沒有「格殺勿論」的直接証據,這就是歷史需要「研究」的緣故。值得注意的是,根據1949年2月19日日記,蔣介石將準備投共的浙江省主席陳儀免職的時候說「此人之愚劣至此,忘恩負義,誠勢利之小人也。」1950年2月1日將陳儀交軍法審判、6月14日批准死刑,6月18日槍決之後,蔣介石還罵他「至死不悟」、「乃知共匪宣傳之深入,至此種萬惡官僚之腦筋亦為其所迷妄」,可見蔣介石處死陳儀根本與台灣二二八事件無關。

二二八人權座談會 發言大綱/陳翠蓮

一、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中有關臺灣軍政人員部分的探討

二、近期研究之發現

(一)軍統局特務機關最早已進入臺灣部署:

1945年9月,軍統張士德、黃昭明、黃澄淵隨美國戰略情報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OSS)先於接收部隊抵臺。

1、透過陳逸松,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

陳達元的角色

2、透過劉明,組織「義勇糾察隊」

連謀的角色→黃埔系、復興社、青年團/軍統 黃復青(三位一體)

3、警察、消防等機關與特務

4、二二八事件前已建立全臺之監視系統、掌握「黑名單」

(二)陌生的中國式政治文化:

1、黑道、特務、制裁

2、綏靖、清鄉、自新

3、處決、曝屍

4、法律為政治工具

三、對二二八事件之再評價

論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的傷害/黃秀政
1947年2月27日下午,在臺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一帶)圓環天馬茶房的緝煙事件所引起的「二二八事件」,雖在國民政府的鎮壓與安撫中落幕,但此一事件對臺灣的傷害卻至深且鉅,影響深遠。

首先是打擊臺人心理,導致長期對政治恐懼與冷漠。戰後初期的臺灣,由於甫脫離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一般人對於新的時代充滿殷切的期待,特別是地方上的士紳階層或知識分子更是興起一股參政的熱潮,均以貢獻己力,與聞政治為榮。但在此事件期間,政府採取粗暴的武裝鎮壓,以公開或私下槍決的手段報復臺人抗爭行動,尤其是軍警在街頭無情地掃射開槍,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傷亡。在「綏靖」與「清鄉」行動中,執政當局更是大肆逮捕民眾,引起地方恐慌;事後政府更以整肅異己、誣陷織罪等方式,導致人人自危,懼談政治,因而臺灣社會長期瀰漫著白色恐怖的氣氛。經此事件,民眾原本對政治所充滿的熱忱,遭到政府壓抑摧殘,嚴重打擊臺灣人民心理,產生對於政治的不信任感,以及恐懼與冷漠,使許多歷經浩劫的人們絕口不提二二八事件,甚至勸誡其子弟遠離政治是非圈。此外,由於屢受當局的壓迫與打擊,長期下來導致臺人存有被迫害意識並造成省籍情結,甚至更有人提出臺灣獨立建國的主張,在海外從事台獨運動。即使在1987年解除戒嚴後,對於參與選舉與政治活動仍可見此種心態,影響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

其次是造成精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戰後臺灣的社會精英,主要承襲日治時期所形成的社會聲望與地方影響力而來,他們大多是地方士紳或知識分子,其職業包括律師、教師、醫師、企業家、新聞記者、民意代表,甚至也有地主之成員。這些社會精英,在二二八事件期間遭到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及其軍警人員有計畫的逮捕,紛紛遭到暗殺或冤死獄中,從北到南,無一倖免。填補這些空缺的,卻是一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這些人是一群全新的、過去毫無政治經驗和政治地位,卻在當局的扶植下,經由地方選舉或行政管道而逐漸崛起。這些人的出現,不僅取代了傳統地方精英的社會地位,也壟斷地方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改變地方原有的政治生態。

第三是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的發展。隨著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派遣陳儀來台主持接收事宜,國民黨各派系也紛紛跨海來台發展。但由於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五十年間,國民黨甚少來台聯繫或發展組織活動,因此戰後初期國民黨與臺灣地方社會存在有明顯隔閡。起初,國民黨除了借重日治時期前往中國發展的台籍人士擔任要職,作為居中協調的角色外,也以三民主義青年團或各種政治組織深入地方社會,以謀求對臺灣更完整而全面的統治,但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在此事件期間,國民黨當局除大力削弱本土勢力,造成本土精英的斷層外,也進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箝制新聞、言論、集會等自由,並運用軍警情治優勢,監控逮捕異議人士,使得臺灣社會長期處於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的發展。

第四是加深族群隔閡,不利臺灣文化發展。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除與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所引起的民怨有關外,族群之間的衝突也有關聯。日本戰敗投降之初,臺人雖對「祖國」充滿期待與憧憬,但旋因彼此生活習慣、文化思想不同,以及部份來台軍警的惡劣行為,讓臺人對「祖國」人士的幻想與好感破滅,衝突時起。此種族群的誤解與對立,不但未因事件的結束而平復,反而讓族群的隔閡更加深化,影響臺灣社會文化的正常發展。尤其事件後,臺灣社會精英遭到當局迫害與打擊而日漸凋零,不但削弱地方政治的影響力,也造成臺灣文化傳承的斷層。再加上中央政府撤退來台,執政當局為營造政權的正統性,乃強力灌輸中國文化,使得整個臺灣社會充斥著大中國的影子,臺灣本土文化遭受到漠視而被邊陲化,不利臺灣文化的發展。

綜上所述,可知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的傷害極為重大,是戰後臺灣史上極為不幸的悲劇。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何讓二二八事件的傷口早日癒合,臺灣兩千三百萬國人能夠早日走出二二八事件的陰影;臺灣能夠早日建立公義和平的社會,類似的不幸悲劇永遠不再發生,實為值得吾人深思,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有關「半山」人士的討論/李筱峰
「半山」一詞是在戰後初期才在臺灣社會出現的特殊名詞。

由於「半山」人士出身臺灣,在臺灣有一段生長的經歷,而後又在中國大陸上有過中國經驗,尤其是投身在國民政府陣營中,對於中國政治文化有所涉獵。這種經驗,是長期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資訊受限的本地人所望塵莫及。因此,「半山」人士理應扮演中國政府與臺灣社會之間的橋樑角色。如何替雙方因長期隔閡可能產生的衝突,提出預警,或促成溝通,這是他們最能扮演的角色,也是他們最應該發揮的功能。這種角色與功能,也成為我們今日回顧歷史,討論責任時,據以檢討的重要指標之一。

一、急切呼籲中國政府「收復」臺灣的半山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當時的臺灣社會菁英沒有足夠的資訊以資了解中國的政情。否則,當不至於有飛蛾撲火式的「迎接祖國」之舉。在當時,最有機會與條件了解中國政情的,唯有這批留居中國大陸供職於黨政軍特的「半山」人物。然則,許多投身在國民政府陣營的「半山」人物,不但沒有替臺灣人可能面臨的局面提出預警,卻反倒是汲汲營營為中國「收復」臺灣大聲疾呼,為著臺灣早日「投入祖國懷抱」而疲於奔命。

二、對國民政府當局提出警訊的半山

有部分「半山」人士透過言論,向國民政府提出接管臺灣應注意的事項。但事後證明,他們的美意建言,幾乎枉然。

三、「半山」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與作用

(一)扮演斡旋角色的半山

(二)參與鎮壓行動的半山

(三)關於黑名單提供者的爭議

從海外臺灣人觀點談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何義麟

二二八事件之責任歸屬尚待大家持續探究,個人認為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似乎還有許多可以討論的問題點。近年來比較關心戰後在日臺灣人的活動,因此以下僅就海外史料所呈現的問題提出個人淺見,考慮或有不夠周延之處,還請各位前輩指正。

一、二二八事件後,許多海外臺灣人談論事件的前因後果之外,最常提到的就是「記住歷史的教訓」,他們認為二二八的主要教訓,就是要認清陳儀政府欺騙民眾,實際上卻是偷偷請兵鎮壓的事實,所以一定要起來打倒國民黨反動集團。在歷史上欺騙民眾的政權還可以相信嗎?前人提出的這項歷史教訓,應該充分釐清,也可以特別加以解說。

二、事件後,生活在海外的台灣人都一致「反蔣」,在政治路線上有些人強調「反美帝」,有些人主張「反共」,不論意識形態有何差異,但是共通的理念都是反蔣反國民黨政權。既然有此共識,二二八事件責任與治台失敗責任,當然都應該歸屬蔣介石。

三、在日台灣人舉行二二八事件二周年紀念活動時,曾決議不僅要追究屠殺同胞的劊子手,同時提出要將陳儀指定為戰犯。這是站在共產黨方面來看,將二二八起義視為與國民黨封建官僚政權的抗爭,犧牲者被視為烈士。陳儀自然就變成國共內戰中的戰犯。

四、彭孟緝在高雄進行鎮壓屠殺的行徑,受到各界批判。但實際上,事後他卻步步高升,顯然他的行動被視為立功,當權者的心態可議。但是,還有一項值得注意的問題是,1969年他被任命為駐日大使。日本的華僑約五萬多人,在日臺灣人佔了半數,派任與二二八事件有明顯關聯的人士駐日,顯然並未考慮在日台灣人的感受。

五、在海外臺灣人透過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大力批判國民黨政府。相對地,與國民黨合作的僑領大多跟國內民眾一樣,在外或在家都盡量閉口不談二二八,讓人際關係出現猜疑。把二二八視為禁忌,只要談二二八就被視為反國民黨,政府如此的心態,以及企圖掩蓋歷史的惡行,到今日也應該加以追究。

整體來看,官方在事前採拖延欺瞞的方式,然後偷偷地請兵來進行武力鎮壓與屠殺,而後又進行清鄉追捕,整個行動都是一種邪惡行徑。此外,長期以來刻意隱瞞真相,讓海內外台灣人都生活在歷史陰影中。以上這些史實都應該載於史冊,讓後人清楚認識這個政權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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