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6日 星期二

從公共性的缺乏 看服貿協議的抗爭


轉載:自由時報

由出版界集合印刷、發行與零售等上中下游產業帶頭發起的公民參與行動開步走了!這群以市民為主體積極介入公共政治的匯流,在舉辦四場「兩岸服貿協議對台灣出版及閱讀生態影響」公聽會後,將在本月底由下而上向政府提出民間版的報告,以糾正政府由上而下違反民主決策的錯誤。昨天,經濟部在服貿協議逕簽二十餘天後,才在民意壓力下提出產業評估報告,則是在程序與內容上被徹底的否定,這個發展國會必須嚴肅正視。

最近,國際透明組織發布二○一三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直指台灣國民接受政府提供服務過程中行賄情形(三十六%)高於全球平均(二十八%),重創了馬政府的形象。這起爭議事件,總統府正以民調機構來自中國上海的理由企圖絕地反攻,但是從這五年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機會幾乎被政府刻意排除這個角度來看,其結果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二十年前,哈佛政治學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早就指出,公共性強的地區,公民間相對信任並守法,民眾與領導人的關係平等,社會與政治網絡趨向扁平化。反之,公共性薄弱地區,其組織趨向層級式,民眾之間信任度低,私人目的往往會取代公共目標,容易貪污腐敗。在現時的台灣,到處可以找到可資驗證的實例。

「公共性」的缺乏,不但造成特定利益團體在黑箱作業中進行政商交易的疑慮,更導致政策品質的下降。截至目前為止,僅就開放印刷業一個單項為例,所引發整個產業鏈、甚至讀者閱讀生態改變的負面預期,已如烏雲蓋頂。這些從業人士對市場的了解,從而提出意見的專業度,遠遠高於政府的表現,包括:兩岸印刷業在數量、資產規模的不對等性,中國全為國營、由出版集團統營,與台灣民營、上下游脣齒相依的顯著差異,完全被政府忽略;而服貿協議一下子打開台灣印刷、圖書發行、零售三個產業鏈,等同出版業門戶洞開。反觀中國則有書號、書刊准印證、秘密載體證的潛規則,台灣業者根本連該國大宗業務文化印刷和國家標案都碰不到,遑論涉及審查更為複雜的出版。

政府關門決策卻知識、能力貧弱,在首長的應對中直呈國人眼前。經濟部工業局認為,台灣印刷業十年來沒有新的投資案,需要新的刺激。卻當場被印刷業領袖拿出數據指正:印刷屬內需產業,產值已趨飽和,早進入微利時代,過度開放只會造成惡性低價競爭。當文化部司長口出:「中國就算鐵板一塊,台灣業者難道就要放棄市場」時,國人還能不洞悉這些官員不但遠離土地、而且對分管業務的常識都外行到可恨?難怪連文創人都忍不住斥責:政府是在引導未來唯有與中國合作的企業才能存活的方向。

這個結論下得太好了!搞文化產業的人,除了與其他產業相同,必須對資金、技術、市場、遊戲規則等生存要件有所關切,尤其更加敏感於自由與創意的條件與空間是否受到消融,而這,正是台灣這個多元社會,做為一個共同體,已經淬煉而出的最大公約數。即使絕大多數的媒體,對這起公民運動似乎設下了重重屏障,並未給予符合比例原則的報導與披露。

許多時候,面對國家利益、群體好處的公共財問題,總會出現不願分攤成本、卻希望共享成果的「免費使用者」(free rider),這個現象反映在大眾普遍對公共事務事不關己時的冷漠,服貿協議的莽撞簽署,似乎把所有的個體全打到了一塊,很難再像過去被當權者輕易以「受益者、受害者」、「一哥、發嫂」、「北部、南部」等二分法給各個擊破。準備接受馬英九指令召開二次臨時會的國民黨立委,感受得到大風起兮、天候就要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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